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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西社区“四步走”确保城镇奖扶政策落实到位

2018-11-18 20:25 来源:红网

  荆西社区“四步走”确保城镇奖扶政策落实到位

  申请人可登录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等应用服务平台提出申请和预约办理,实现积分申请“网上办”。城市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少到多地不断发展。

3.拓展工业遗产的营销组合层采取“政、产、学”一体化的模式,以文创休旅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以学术研究作为内容生产指南,政府则作为联结企业——“产”,与学术研究——“学”的平台和调节人,以管委会为主体,产权一体、多元股份,通过以奖代补、出口退税、减免租金等政策扶持,恰到好处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计算机有计算机的聪明,它的聪明程度远胜人类,但是人类有自己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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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元空间时代,城市学研究、城市规划研究都可能面临新挑战、新机遇、新方法、新模式。坚持集约发展。

工业文明对杭州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杭州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开展了全面的工业遗产普查,建立了多层次的保护规划体系,出台了《杭州市工业遗产建筑规划管理规定》,实施了一批工业遗产保护项目,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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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确排污许可内容根据排污者排放污染物绝对量对环境影响的不同,规定了分类许可管理制度。二是综合性。

  在杭州,“流动人口子女平等享受义务教育”不仅是一项刚性的政策,更成为了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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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了上述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意义。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追求“同城同待遇”,并不是指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的市民、农民、移民享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待遇,而应该是“同城同待遇指数”,即同一座城市的市民、农民、移民的待遇指数相同。

  

  荆西社区“四步走”确保城镇奖扶政策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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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西社区“四步走”确保城镇奖扶政策落实到位

2018-11-18 10:45:06 来源:中国军网
在游击队初创时期,我们采用的是“三子战法” ,即:第一发子弹接近敌人,第二发子弹向敌人冲锋,第三发子弹就要解决战斗。
其间错过两次城市科学发展的高潮: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城市的大规模重建过程中对城市原有弊端的反思,其时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二是随着“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提出和世界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引发的对城市发展的反思,其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核心提示: 这个仗怎么打?在游击队初创时期,我们采用的是“三子战法”,即:第一发子弹接近敌人,第二发子弹向敌人冲锋,第三发子弹就要解决战斗。

  

  本文摘自:中国军网,作者:萧锋文 萧南溪,原题:《不同寻常的三个建军节》

  编者按

  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萧锋的女儿萧南溪,从父亲的日记中整理出有关上世纪20-30年代三个建军节的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初建时期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

  1928年的“八一”

  雏形的游击队就是这个样子,游击队来自人民,靠老百姓养活,游击队要用打土豪、劣绅、反动派缴获的战利品,自觉地拿出来去救济受害的老表。

  南昌起义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过了不到八个月,党中央确定了土地革命时期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以后,在湘、鄂、赣、粤、闽等地方,相继爆发了很多工农暴动和起义。尤其是广东北部、湖南东部、福建西部、湖北东部,工农武装暴动成功打下了革命根据地地盘。在井冈山、东固山有一大片地区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

  我的家乡泰和县在江西南部的赣江流域,赣江西部有井冈山朱、毛领导的红四军,赣江东部有东固山李文林等领导的红军独立第二、四团积极活动。正因为有东、西两地红军撑腰,我县也闹起了暴动,在康纯县委书记的领导下,打土豪、除恶霸、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搅扰得那些土豪劣绅们吃不好、睡不着,整天发疯似地喊:“反了!反了!全反了!”是的,我们是在造反,是在造压迫工农大众的剥削阶级的反,我们泰和县紫瑶山游击队成立不到8个月,就同地主豪绅的反革命武装打过125次仗。1928年的“八一”这一天,就是在固陂圩同白军靖卫团的战斗中度过的。

  固陂圩是泰和县东的一个大镇,一条赣江支流和无数小溪环绕着镇的东、西、南三面。东、西圩口各有一座木桥,南面有座石桥与外面联系,圩的四周是绿荫荫的樟树,风景秀美,圩上有一所县立高小,在任善书院旧址上,学校有在校生五六百人,镇上还有四十家商店、一家当铺、一个供农民赶圩摆摊的广场。集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热闹。

  但是这么好的地方,硬是让国民党区公所的官僚们和靖卫团的团匪们糟践了。他们以盘查为名,狠狠地敲诈赶圩的农民;靖卫团丁在圩上巡查,看着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一顶“土匪”、“通匪”的帽子,关押在区公所里,那个区公所里的刘所长,可是了不得,谷壳壳大个官,说抓谁就抓谁,说没收谁的东西就没收谁的东西,还经常调戏妇女,作恶多端,是个恶霸土皇上。老表们心里恨透了他们,可势单力薄,不敢公开反抗,只能忍气吞声地把仇恨埋在心里。

  自从1927年9月,游击队成立打泰和城后,广大工农群众都变了,有了游击队撑腰,穷人们不再忍气吞声,强烈要求游击队收拾这帮子害人精,有的老表独自跑到紫瑶山游击队的驻地,报告了靖卫团的人数、枪支、活动范围,甚至连刘所长在哪儿嫖婊子,在哪间房子抽大烟都“侦察”得一清二楚,还画出了地图。

  紫瑶山游击队队长袁邦福、党代表王曰群、士兵委员会耿主席一起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首先提交士兵委员会游击队讨论。讨论会上,大家群情激昂,一致表示要攻打固陂圩。一位岁数略大点的战士说:“要打,就要打胜,去年‘八一’这一天,我们在南昌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今年‘八一’该我们戳国民党几个窟窿了。我们今天戳,明天戳,这儿戳,那儿戳,要不了多少年,国民党就要让工农大众给戳垮了。”

  他讲得很风趣,又很在理,得到大家共同赞许,游击队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对!打掉固陂圩的靖卫团,给泰和县的国民党戳上几个大窟窿!”

  要想打掉120人的靖卫团,如果是在现在,用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个排就足够了,但是在1928年那个时候,敌人有70支快枪,我们125人的游击队只有40支土枪,五花八门,长短不齐,子弹也很少,每人平均10发,最神气、最勇敢的班长、副班长才15发,全队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用马刀梭镖。

  这个仗怎么打?在游击队初创时期,我们采用的是“三子战法”,即:第一发子弹接近敌人,第二发子弹向敌人冲锋,第三发子弹就要解决战斗。

  8月1日凌晨,固陂圩的战斗打响了,我们由圩上地下党刘洪桥等同志带路,趁黑悄悄地摸进了敌人的驻地,三小队的战士卡死了敌人哨兵,游击队的各小队从四面跳进了作为靖卫团驻地的任善书院,趁着敌人没有发觉,我带领第一小队的两个班,迅速冲进敌人住的平房,对着床板猛戳猛砍,三小队长大喊着:“冲呀!”“杀呀!”猛扑两排平房,敌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作了刀下鬼。

  战斗进行了20分钟,两间平房内的敌人全部被消灭了,我命令三班长黄福春等人,把敌人尸体上和平房内的子弹、步枪、手榴弹全部拿走。这时,还有一间平房内的敌人有了准备,正在负隅顽抗,我了解到全班战士手中的枪内只有两三发子弹,不能恋战,袁队长命令:“就让他们多活几天吧,撤退!”我们安全而快速地撤出了战斗。

  这次战斗,我们共缴获快枪20支,子弹10000发,军服450套,银元450块,还抓了25个俘虏。我们用战利品装备了一个小队,班长孙炳芳、贺英等同志高兴地说:“这下我们可不是15发子弹了,今后的日子可好过了!”我们将缴获的衣服和银元,除留一部分作队里的伙食经费外,其余全部救济了桃花洞被敌人烧光抢光的贫苦农民。雏形的游击队就是这个样子,游击队来自人民,靠老百姓养活,游击队要用打土豪、劣绅、反动派缴获的战利品,自觉地拿出来去救济受害的老表,那时战士们穷得无钱抽烟,也不敢将银元私入腰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经过“八一”固陂圩的战斗,以及之后的百十次战斗,紫瑶山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升级为泰和县独立营,我由小队长成长为独立营营长。我们独立营经常配合东固山红二、四团打仗,往井冈山送粮。我们打下了一片红色根据地,国民党在固陂圩被戳了一个洞。伪区公所刘所长吓得逃到了外地,不敢回来;那些靖卫团丁,多数都被我们抓过,经教育放了回来,也没了过去的耀武扬威。土豪劣绅被杀的杀,跑的跑,没有跑的也收起了往日的飞扬跋扈,变成了温顺的“绵羊”,老百姓一改往日的忍气吞声,腰杆也直了起来,愁容变成了笑容。集市上买卖兴隆,熙熙攘攘。

  1930年的“八一”

  战士小王“摸了”老表家的两个鸡蛋,三小队长(相当于班长)上去就是两记耳光,士兵委员会主席知道后,坚持要打屁股,将三小队长打了五十大板,硬是打得起不了床。

  打起仗来真是“日月穿梭”,不知不觉到了1930年的“八一”。1929年秋,蒋介石忙着和阎锡山、冯玉祥军阀混战,无暇“缴灭共匪”,中央苏区趁此大好时期迅猛发展,朱、毛红军率领红四军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到赣南、闽西大力开辟根据地,“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红军每到一处,就出现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泰和县的土地革命斗争也在这种形势下得到深入发展,劳苦大众在分得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取得了三年粮食丰收。为了保卫泰和县东、西两地的红色政权,苏维埃自觉地将翻身工农输入到红四军、红三军、红二十军,同时地方武装也迅速壮大,陆续成立了县独立团、独立营和几个区游击队,我已由紫瑶山游击队一小队队长升任为县独立团团长。这年的8月1日,我接到通知,参加县委召开的区游击队队长以上人员会议,到会的主要人员还有陈洪峙、曾龙福、陈少生等。

  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虽说在我的老师、战友萧曼玉的帮助和督促下,文化提高很快,但毕竟不系统,那时我才15岁,你要让我打仗,几天几夜不合眼都不困,可是一开会就犯困,就像孙悟空的毫毛变成的瞌睡虫钻进了鼻孔里,眼皮直打架。可这天召开的会议,是陈书记传达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的精神,即毛主席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决议指出“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又指出“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毛主席创造性地解决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听陈洪峙书记的传达,我的瞌睡虫顿消,感觉这个决议就像针对我们独立团中出现的问题写的——

  要打仗了,有的营、连干部就问我,是打吉安还是泰和?如果是打大仗就情绪高涨,要是打小仗,就不高兴,嘟囔着说,还是交给区游击队去干吧!

  战士小王“摸了”老表家的两个鸡蛋,三小队长(相当于班长)上去就是两记耳光,士兵委员会主席知道后,坚持要打屁股,将三小队长打了五十大板,硬是打得起不了床,躺了三天三夜。小王也受到了打屁股的处分。

  六小队邱秋洪同志放哨丢了三发子弹,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决定要打十五大板,处罚时专找那些平时对他有意见的战士执行,打得屁股痛得站不起来……

  我们团长、政委为了这些事伤透了脑筋,道理说不明白,也讲不透。现在可好了,“决议”讲得清清楚楚,批评了这些“单纯军事观点”、“绝对平均主义”、军队管理中“坚决的废止肉刑”,批评了一些干部中的军阀主义、流寇主义。

  会议结束后,我们几个小鬼兴奋地围住陈书记问:“这个决议是谁写的?”陈说:“是毛委员重回红四军后,和朱德军长、陈毅政治部主任一起深入调查、认真研究后起草的。”一听说是毛委员写的,我高兴地说:“我们游击队两次送粮上井冈山时,我见过毛委员呀!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说起话来和蔼可亲,脸上总带着笑。有一次,他刚从湖南打仗回到茅坪,还给我们送粮的游击队讲了许多建军的道理呢!”

  1935年的“八一”

  我们警卫连一名17岁的班长,不小心陷入沼泽,战友伸过援救之手,他严厉喝道:“不许靠近我,傻瓜!一个还不够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仓促进行长征,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以惨重的代价突破了四道国民党设防的封锁线,经过10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已经走过了9个省,18000里路,6月中旬,在川西北的懋功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而后继续北上,准备到川陕甘边界创建新的抗日反蒋革命根据地。

  我当时由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团政委调到军团直属队任总支书记。7月30日,我们已经走进了渺无人烟的草地,这条路好难走呀,天气变化无常,刚才还是晴空万里,忽然变成风雪交加。泥泞的草地是个吃人的恶魔,我们警卫连一名17岁的班长,不小心陷入沼泽,战友伸过援救之手,他严厉喝道:“不许靠近我,傻瓜!一个还不够吗!”说完便闭上了眼睛。我痛哭失声,就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直属队就有好几个同志被无情的泥潭吞噬了。

  这天,我们突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命令:停止过草地,返回毛儿盖。我们带着满肚子的狐疑,改变了行进方向。不走草地这条路,炊事班长黄皆富最高兴,在草地上寻找可供食用的野菜、蘑菇以供大家充饥,是一件十分伤脑筋的差事。

  在返回的路上,直属队的干部、战士议论纷纷。神炮手赵章成营长说:依我看草地不好过,还不如经松潘、黄胜关、武平、毛牛山到甘南武都天水方向去开辟根据地,这一带地形我熟,我是甘肃人嘛。其警卫员反驳说:这个主意不好,还在川西北时,为了等张国涛的四方面军,使得蒋介石有了时间,令刘湘、鲁班昌军阀在这一带部署了几十万军队,构筑了层层沟壕、碉堡堵截我们,咱们千万别自投罗网呀!警卫连长尹国赤说:我们选择草地这条路,是经过详细侦察了解的,那里国民党兵力部署薄弱,草地虽然难走,但不是绝路,只要我们粮食准备充足一点,还是可以闯过去的。身经百战的侦察连连长刘云彪说:草地难走,但敌人兵力部署单薄,总比我们硬往敌人子弹上碰强得多,趁着我们肚子里还有点儿油水,五六天不就闯过去了吗?!为什么又要把我们拉回毛儿盖,耽误这宝贵的时间。军团司令部曾明指导员听后解释说:要过草地就得两个方面军上下一致,不能上下不一致闹不团结,不团结就没有力量,就会让敌人钻了空子。

  卫生部野战医院的王奇才政委补充说:停止北进只是暂时的,我们还得过草地北上,目前南方没有日本鬼子,东北、华北才有日本鬼子。

  返回毛儿盖的路上小休时,我走到军团政治部队伍中,听到政治部佐政指说:长征以来,我们闯过了9个省,渡过了石达开渡不过的大渡河,爬过了神仙都上不去的大雪山,如果走过草地后,就会到达川陕甘边抗日前线,现在停止过草地,一定是有它的道理,说不定毛主席又有什么新点子呢!

  8月1日下午两三点钟,我们返回了毛儿盖,记得昨天离开时,我们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却成了脏兮兮的,牛粪满街都是。部队回到驻地,就赶紧忙着打扫卫生,派出小分队四处找粮。我和管理科长陈士榘一起收集各连党支部干部、战士们的思想反映。正好军团朱瑞主任来到,我们向他反映了几天来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特别是存在的一些疑问。朱主任说:自从毛主席宣布8月1日为红军诞生纪念日,到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了。停顿了会儿,他面向我,似自言自语计算着:我们军团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45人,其中聂荣臻政委还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我们一致同意,在这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召开军团直属全体军人大会,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晚饭大家喝了顿青稞麦稀饭,外加野菜炖野蘑菇。19时整,五六百指战员列队来到毛儿盖南面的一块较平坦的草地上,主席台上放了几块石头,权当座椅,林彪军团长、聂政委、左权参谋长、朱瑞主任、罗荣桓副主任都提前到了会场。

  朱主任操着洪亮的苏北普通话解释了返回毛儿盖的原因,而后又针对部队中普遍存在的不愿走草地的思想顾虑,认真解释道:国民党胡宗南、刘湘、鲁大昌军阀部署了几十万围堵大军,在松潘、黄胜关、毛牛岭,以及甘南的武都、天水一带,重兵把守,层层封锁。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要北上,只有走草地,这里敌人兵力部署薄弱。接着他指示部队,在毛儿盖的黑水地域等地修整、筹粮,准备等待红四方面军一起过草地。最后,朱主任号召一方面军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统一思想、整顿纪律的教育,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建军节。

  是啊,的确该“突击”一下军容和纪律了,我们穿的灰布军装,还是在中央苏区的兵站发的。这十个月里,衣服被汗水浸、战火熏,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有的破得衣不遮体了,草鞋也磨透了两个洞。赵通讯员风趣地说:我的草鞋可以当“眼镜”用!大家的头发长得可以梳小辫子了。再有,这里是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喇嘛寺是不能随便出入的,藏民把它看得非常神圣,我们有的战士是不是未经允许,硬闯寺庙找粮?有没有人拿了藏民的青稞没给钱?凡此种种,都需要作一番清理、整顿和检查。

  黑水流域的婆罗子小溪流,变成了洗脸盆、洗衣盆,战士们在那里洗呀,涮呀,光着身子泡在水里戏耍,好不热闹!经过这么一“突击”,大家焕然一新。特别是那八角帽上的红五星,显得那么红、那么艳,那么闪烁。我们红一军团,绝不是“叫花子”军队,不!我们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人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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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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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青山不放松201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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